第3章 徽商与晋商的恩怨（1/2）

开中法因最先在大同施行，而且整个九边也都离山西更近，所以最先让山西的商人获利，这就是晋商的发家之始与快速崛起的根本。

当时的徽商中也有许多人眼红盐引利益，也有徽商参与进去，往边关运粮。但九边离山西近，离徽州远，而且徽州商人们远赴边境商屯也人生地不熟，远远竞争不过晋商，便导致九边的盐引最初大多为晋商所控制。

而盐引兑换的主要是淮盐与浙盐，一度达到了两地盐场产出的一半。但两淮与浙江则一直都是徽商的势力范围，晋商前来贩盐，也不免会涉足些其他产业，乃至与本地的徽商间生出些嫌隙。

所以晋商的崛起，便开始触犯到了徽商的利益，徽商们暂时奈何不得，只能先在小本本上记了一笔。

开中法这个制度无疑是好的，但有利便也有弊，尤其施行一久，也会被人为破坏地搞出各种弊端。

首先便是开中法的运营时间很长，无论是在北疆就地种粮，还是从其他地方采购起运，军粮送到边军手中都差不多需半年以上时间。

再加上和朝廷兑换盐引、返回南方采购并销售食盐获利，整个流程往往需要一年多才能完成。这对商人来说投入既大、风险也高。

所以在商人逐利的本性下，便开始有人抬高卖盐的价格。这一来既扰乱了正常的食盐市场，也是在干涉朝廷对盐业的控制权。并由此导致私盐更加泛滥，让朝廷在盐业上的收益降低。

其次，权力的参与也让开中法开始逐渐变味。盐引可以被视为明廷以食盐为“本金”，印发的一种特殊货币。

既然是“钱”，自然会引发朝廷权贵们的兴趣。皇室、外戚、宦官、勋贵、官员等纷纷参与其中，通过奏讨盐引，转卖于盐商，从中为己牟利，这一现象被称为“占窝”，并愈演愈烈。

权贵们为自己牟利的同时，也连带破坏了开中制度，并严重影响了朝廷收入，朝廷和皇帝都陷入了财政窘迫的“民日贫，财日匮”。

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朝廷开始在大同等地试行“纳粮折色”，也就是商人们不纳粮了，直接用银子购买盐引。朝廷得出的结论是，此举既利商又可弥补国用不足。

明孝宗弘治年间，盐商们也纷纷向朝廷反馈“远赴边疆纳粮，价少而路远，多有不便”，希望朝廷允许他们直接纳银于两淮盐运司换取盐引。

最终在弘治五年，当时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书更易盐法，把开中法原来规定的“纳粮运边”改成“纳银运司”。

改为了可以直接在扬州等地的盐运司缴纳银两，换成盐引，然后国家再拿这笔钱去采购粮食。

这一来确实是解决了朝廷的财政危机，但也直接破坏了开中法。尤其叶淇此举并不是完全出于公心，因为他本身是淮安人，背后有徽商们为他出钱使力，有许多利益纠葛。

改为纳粮运司后，扬州离徽州近，而离山西远，便改为了徽商们开始占据地利优势。

再加上徽商们贾而好儒，懂得收买官员，也会供养自家子弟读书入仕，所以晋商们就算举家内迁扬州，也是争不过徽商，便被徽商们反捅了一刀。甚至是被掘了根，再无法插手盐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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